人文宗教相对于拜神教来讲,它崇拜人自己。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儒家到佛教都有这个特点。宗教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文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宗教最终都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谈到佛教、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年近八旬的楼宇烈教授似乎永远不知疲倦。
由于比约定时间早了半个多小时,我到达时候,楼老师上完一早上课也刚进家门。看到他毫无倦意,我笑言:“老师这些年好像精力越来越好了。”楼老师平静地微笑着说:“不可能的。只不过换件事情做,也是休息了。”
楼老师的客厅里,有书、有琴、有茶,书能启智,琴寄心声,茶以清神,万般相宜,采访也就开始了。
记者:您曾经说中国的“神”与西方的“神”是不一样的。在您看来,中西方宗教观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楼老: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欧洲或西方宗教的概括就是基督宗教。他们认为基督宗教有四个特点。第一,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唯一神的信仰;第二,绝对服从。人民或信众应对唯一神绝对服从,不允许理性思维,甚至经验的。也就是不允许有独立思考、独立存在的价值,必须服从上帝的说法;第三,宗教是追求彼岸世界的,并不是强调在现实世界改变自己,而是追求在彼岸世界灵魂得到拯救;第四,宗教和科学是对立的,因为科学是强调理性的。因此,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大量的科学家、思想家被宗教扼杀、处死。
上世纪西方宗教观传到中国以后,当时很多人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像西方模式的宗教,没有对一个神至高无上的崇拜,也没有一个以彼岸世界追求为主的信仰。中国传统文化里,追求的是怎么在现实世界中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点儒家最明显。儒家反复调动人的理性思考,提升人的德行。佛教,尤其是禅宗,有信还要有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强调你怀疑、探究,强调你要有智慧,智慧的解脱就是自我觉悟,这需要理性思维能力,是不依靠外力的。所以,当时人就觉得中国没有宗教。与此相关,因为都是用西方的标准衡量、判断,所以不光是宗教,上世纪,很多人提出中国也没有哲学,科学也没有。按照西方的架构来看,中国是一无所有。在这个情况下,康有为提出,中国是有宗教的。康有为追究到西方之所以强大,不光是它物质文明的发达、制度文明的先进,还有它思想的凝聚力、宗教价值观念的凝聚力。康有为还相当敏锐、深刻地看到中国是有宗教的,但他认为中国的宗教和西方是不同的,西方的宗教是一种神道的宗教,中国的宗教是一种人道的宗教。这就非常明确地给区分出来了。所谓神道是以神为本,所谓人道是以人为本。因此,不是没有宗教,而是宗教的特性不一样。康有为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无独有偶,章太炎也主张中国要有宗教,没有宗教不能够笼络人心、形成凝聚力。章太炎提出,科学时代不能提倡有神论的宗教,但他认为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
西方宗教有一种外在的超越,中国宗教都是非常实用的,讲究内在的自我超越。中国文化强调人本,神也是要看人的,不是人去服从神,《尚书》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西方的生命观是个体的,上帝创造每个个体,个体是独立的。中国人的生命观不是孤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生命是一个群体,是子子孙孙的一个连续过程。佛教虽然也讲个体,但佛教讲的个体是可以轮回的,和西方也不一样。而且,就佛教来讲,我们也有个误会,其实佛教最根本是要否定这个轮回,要了脱生死、摆脱轮回。佛教讲“罗汉”,什么叫“罗汉”?罗汉有四个标志:一是所作已办,就是尘缘已了;二是梵行已立,清修的行为已经确立了;三是生死已了;四是不受后有,没有来生。这才是罗汉。佛教讲凡人修行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无生法忍,就是无生了。有生就一定有死,佛教是要了脱生死。所以包括对佛教的研究,我们不能用西方宗教学的研究来套。有些方面是能用的,但不能都用。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如何建构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观呢?
楼老:建构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观,我提了快10年了。这个说法提出来之后也曾经受到质疑,中国还能建构自己的宗教观吗?我说当然可以了,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宗教观,有对自己思想、文化的认识。宗教可以从起源,也可以从社会功能或是与其他文化的不同特点去研究,但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文化最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功能。起源可以不同,特点也可以不同,但它总要对社会有所用。宗教是对人生命的一种思考,从社会功能角度来讲,宗教要对人的生老病死做出解释,对人的婚丧嫁娶有所引导。
上世纪争论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佛教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把西方宗教的概念变成了唯一的判断依据,这就弄得我们很乱。宗教应该有多种形态,而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为什么要用一个标准衡量呢?
建构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观,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就拿佛教来说,从它产生来讲是完全针对有神论的。佛教在印度是一个自我解脱的宗教,但到了中国变化很大。到了中国,佛教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做法事超度亡灵,给活着的人祈福、消灾、祛病、延年。禅宗可能更符合佛教的本来面貌。所以我曾经反复讲,禅宗是对佛教人文精神的回归和张扬,回归到个人的修养超越上。什么事情都会有变化,因此,除了要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整体了解,还要对中国宗教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变化有所了解,包括对民间信仰的了解,但最关键的还是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样才能够建设中国的宗教学理论。
应该说,建立中国的宗教学理论是很迫切的。我曾经在一个东亚哲学研讨会上提出要建立东亚宗教的宗教学理论。现在已经看得出来,日本、韩国都在探索自己宗教文化的特点,以构建自己宗教文化学的理论。韩国、日本也和我们一样,最近一百年来都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用西方宗教学的理论来研究自己国内的宗教学,结果很多概念都对不上。所以,构建自己的宗教观,不光是中国人需要,整个东亚都需要。
记者:对于宗教的发展,您曾经提出“人文立本”的观点,那么,“人文立本”落实在当下,需要如何做起呢?
楼老:我不光提出人文立本,我还提出人文宗教的概念,中国宗教的侧重点应该是人文的。当然这个概念会引起争议,会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是我说这个概念应该算是中国宗教的一个特点,因为中国的整个文化就是这种人文文化。人文文化不是说没有什么崇拜的对象,但是它不是崇拜至高无上的神。人文宗教相对于拜神教来讲,它崇拜人自己。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儒家到佛教都有这个特点。宗教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文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宗教最终都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在西方的概念中,人的问题必须要靠神来解决,人自己无法解决。然而中国文化强调,人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虽然也不否认神的外在帮助,但神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的净土是自力他力的结合,以自力为主,这就表明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
提出人文宗教的问题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确实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对外在神的绝对崇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道福善祸淫”,天道降福给善人,降祸给恶人,而善、恶是自己决定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所以并不是对神的绝对崇拜。“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神聪明正直,依人而行,不是神决定人,而是人决定神,这与中国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契合的。所以,在中国没有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拜神教,在中国要强调人文精神的发扬。
记者:您曾经提出,宗教在当代中国,不仅是一种历史上的文化,也是活的现实文化,需要发挥宗教活动场所的现实功能。在您看来,应该如何来发挥呢?
楼老:宗教活动场所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弘扬正信,满足信教群众的信仰需要;第二,要对社会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单就着眼于在实际生活中提升公民素质,宗教界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曾经提出以三“境”来建设佛教寺院。一是干净的“净”,佛教认为自性清净,佛门是净土,所以干净是回归清净的本性,是佛教寺院的最基本要求。二是安静的“静”,也就是寂静的“静”,灭除了所有贪瞋痴的念头,也就是涅槃,涅槃也就是寂静。三是恭敬的“敬”,佛教讲六和敬,团体里相互尊重,身和同住。可以说,这三个“境”符合佛教的本意,我希望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全民都养成这三个境。三境之中,一个是出发点,一个是目标,一个是集体生活的原则。寺庙里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僧团内部尊敬谦让,一进去人们的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出家人做到这三个境,由此再影响到信众,信众影响其家人、朋友,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做到三境,就是佛教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国民素质的一个飞跃。所以不能只是抽象地讨论佛教的教义,而是要把这些教义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去。当然,要做到三境,是有难度的,需要改变生活习惯,但是我想佛教界应该去做,体现出宗教信仰的力量,这比任何说教都有效果。
记者:对于鼓励宗教界发挥在公益慈善事业中的积极作用,您如何看?
楼老:做慈善,首先要明确慈善的观念。什么叫做慈善?慈善不是施舍,不是事事都包揽,慈善是自觉自愿的。布施不仅仅是财布施、法布施,为别人服务、安慰别人也是布施。
佛教教义强调要做无相布施。无相布施就是三轮体空。三轮指布施者、布施物、受布施者。《金刚经》讲,不要执著于我在布施,更不要执著于我布施人那么多的东西、有那么多人受我布施,如果为了求回报就不如不布施。布施本来是要消除人的悭吝心,消除人的我慢,可是做了布施以后想求回报,只能增加我慢和悭吝心,是适得其反。这些道理应该讲清楚。慈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有的时候精神上的布施比财物上的布施更加需要,宗教的布施不能完全停留在财物布施上,而要注重心灵的布施,让大家能够安心。有些情况下,天灾不必要那么夸大,其实就是自然的调整,让大家正确认识这一点,看破了,就不会那么执著于痛苦了。
宗教慈善还应该不断发掘新的方式方法。有一次,我去苏州寒山寺,看到他们办了一个慈善超市,我觉得很有意思。面积不大,但商品齐全,按成本价出售。由民政局把当地参加低保的人员名单提供给他们,他们按名单发放慈善超市的购物券。慈善超市中的货物又标明了这是某某人(或单位)捐助,达到了各取所需的效果。慈善最好是能够激发起人的自立自强精神,不能慈善越做越依赖,那就是失败了,这也是慈善观念里需要解决的问题。宗教界做慈善大有可为,也是传统,怎样让宗教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用宗教的精神感染大家做善事,的确是一件值得重视的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您近年来也多次参加佛教场所的学术活动,对于宗教活动场所的学术文化活动,您有什么评价?下一步,这类活动需要提升的地方在哪里?
楼老:这些文化活动,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佛教界举办文化活动,但参加这些活动的是非出家人为主,我觉得慢慢地是不是可以匹配起来,让出家人也多一些机会参与其中,获得提升。
另外,寺庙还可以多做一些日常的文化活动,不一定集中在学术研讨会上。我多次提出过,不要向学术界看齐,佛教界有自己的特点,应该多探讨一些实践性的问题。
再次,现在有一些寺庙在做经常性的文化活动,成为当地的文化活动中心之一,比如说一些庙的书画社、书院等。这种文化活动中心包括两层:一个是比较专业的人士相互交流的地方,这个方面还可以对社会进一步开放;另一个,我还再想,我们的寺庙将来能不能成为民间综艺人才集聚和培养的地方?现在,民间有很多奇人,如果寺庙在民间综艺的传承上能够发挥作用的话,那将对社会文化建设是一个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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