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于是中国人衍生出一种处世哲学即“知足常乐。”这里的知足常乐，普通对之的理解是，粗茶淡饭也相安，所谓广厦千间，夜眠七尺；寒林万树，所栖不过一枝云云。大抵是劝人安于平淡的生活，不要过分营求物质的享受的，不求于外，而求于内的乐。这种乐是源自于内心的平静，是从心性之光中透出的，所以是长久的，不受外界干扰的。好比颜回，箪食瓢饮，也不改其乐。我认为，这种对“知足常乐”的解释，其实是教人“安贫”，而并非所谓的“乐道”。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庄子•逍遥游》中就谈到了鲲鹏和鸩不同的世界，鲲鹏固然是要“水积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才能飞的；但是鸩不过是决起于蓬蒿之间，是亦飞之至也。如果我们让鲲鹏安于蓬蒿之间的乐趣，而让鸩去扶摇千里，恐怕他们未必会开心吧？郭象曰：“斯皆率性而动，禀之造化，非有情于遐迩，岂措意于骄矜！”但是我们也不能说鲲鹏是逍遥了，而鸩鸟则不逍遥。因为鲲鹏的逍遥也是有待之逍遥，“夫所谓乃今将图南者，非其好高而慕远也，风不积则夭郁不通故耳。此大鹏之逍遥也。”
这里其实涉及到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性分”。也就是说，每个人所禀赋的气质是不一样的，不能强加改变，“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禀赋一旦成型，只有死了才能改变，不能增减一分一毫。“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动不称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亦！”所以说鲲鹏有鲲鹏的逍遥方式、鸩鸟有鸩鸟的逍遥方式，如果人为的改变他的生活，则难免像那几个往来于混沌的天帝，好心好意给混沌凿了七窍，结果“七日而混沌死”了。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处世的智慧，你有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他有他喜欢的生活方式，你喜欢的类型，不一定是他喜欢的类型。如果把你自己的爱好强加于别人，未必会得到别人的感激。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己之所欲，也不可轻易施之于人。
郭象把老子所提倡的逍遥，叫做无待之逍遥，就是不管外界事物，发生如何的改变，都可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途。”不随着外界事物的变化（或者说是随物赋形，不执着），哪就是无待之逍遥，此谓真人境界。但是还有一种有待之逍遥，这是大部分人的境界，就是根据各自的性分之不同，而各自对逍遥的条件也有所不同。有的人天生愚笨，如果安于愚笨，自然是快乐无量；如果不能安于愚笨，而妄想增加一份聪明，则是徒添一份烦恼。董清奇真人云：“丹书有言，今生做过的事业，真性凝在那上头，来生再出头时，就有万般奇美，挂他不住，一定还入原道，方才如意。”这是针对一个年幼的求道之人说的。有的人，天生就有仙骨，他无论如何还是要来做道士的。在家里就会怎么也呆不住，这也算是有待之逍遥。“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因而任之。”是谓有待之逍遥，乃是常人之境界。
虽然逍遥有有待和无待之区别，但是两者并没有高下之分，因为其“于逍遥一也。”郭象认为真人的逍遥，和凡人的逍遥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必要强求每个人都能做到真人那样，“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途”，这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另外的一种逍遥，即有待之逍遥。圣人的逍遥是内心的逍遥，俗人的逍遥是有待的逍遥。圣人无我坐忘，故能与万物冥同，无往而不欢喜。俗人则需要外物带来快乐，比如小孩哭闹，给他一根冰棍，他可能就不哭了。有的人通过调节内心的欲望来得到平衡，有的人是努力去实现愿望，以达到心理的平衡。如果你不能从内心得到快乐，那就不妨去追求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必用所谓的“知足常乐”来糊弄自己。因为有时候，改变内心的本性，比改变外界的环境还要难。但是，过分的强调自我的本性逍遥，难免会流于杨朱之学，只顾自己开心，而罔顾他人感受和社会利益了。南怀瑾大师在说魏晋时期享乐之风盛行的时候说，魏晋的士人学到了老庄的藐视礼法，却没有学到老庄的清净寡欲，所以未免流于自私的享乐主义。
大抵人有禀赋之不同，上士固然可以逍遥于六合之外，不为俗世所拘绊，与天地精神独往来。而禀赋之下者，则未免流于有待之逍遥了。“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鸟兽万物，各足其所受；帝尧许由，各静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实也。各得其实，又何所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帝尧许由之行虽异，其于逍遥一也。”
本文作者：万景元 原文曾发表于《茅山道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