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把真武神奉为皇室的主要保护神，并大力扶植武当道教的皇帝是明成祖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大位。他为避免正统儒教的谴责，宣扬北方真武神“显灵”的神话，并把武当宫观树立为“朝廷家庙”。

明皇室的真武神信仰与武当道教

明代是武当道的鼎盛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民，信奉佛道。太祖以后明室诸帝皆信奉道教神灵，并广设斋醮，崇尚方术。任用道士，致使职业道士数量增多，宫观祠庙遍布全国。上行下效，明代许多官吏也奉道习术。至于下层民众，本来就存在道教习俗，在明代由于皇室的崇奉和扶植更加炽盛，道教与社会生活和民间风俗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明代武当道教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恢复发展起来的，并由于明皇室的崇奉和大力扶植，呈现出鼎盛局面。明太祖朱元璋已开始奉祀真武神。明碑载“太祖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阴佑为多”，因此，他定都金陵后，就在鸡鸣山建真武庙，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遣官致祭。规定“诸王来朝还藩，祭真武等诸神于瑞门”。朱元璋对武当道士也比较重视，洪武十八年(1385年)特授武当道士邱玄清为嘉议大夫、太常寺卿。二十四年(1391年)遣高道召请武当道士张三丰。

真正把真武神奉为皇室的主要保护神，并大力扶植武当道教的皇帝是明成祖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封燕王，就藩北平。当建文帝朱允炆削藩渐及燕府时，朱棣不肯束手待毙，遂发动“靖难之役”。他为避免正统儒教的谴责，在博通儒道的和尚姚广孝参谋下，利用聚集将士誓师祭纛时的天气变化，宣扬北方真武神“显灵”的神话。据明代史书记载，燕王起兵祭纛时，天气骤变，乌云蔽空，姚广孝指认满天乌云为护拥真武显灵的“皂纛玄雾”，朱棣仗剑披发，佯作真武附体。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起兵夺嫡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率军入京，即帝位。七月，遣神乐观提点周原初“祭北极真武之神”，借此向全国表明自己与真武神的特殊关系。永乐初年，武当道士李素希贡献榔梅，朱棣亲自召见，赏赐甚厚。嗣后，朱棣颁行主要赞颂玄天上帝的《御制大明玄教乐章》，令全国道士演奏;遣官大修武当山和北京等处玄帝宫观庙宇，崇重祀事;命道士篡修《道藏》，收入《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及御制碑文，宣扬真武是皇室保护神，并把武当宫观树立为“朝廷家庙”。

明成祖以后历朝皇帝即位时，都要派专使到武当山致祭。他们对成祖制定的崇祀真武，扶植武当道教的政策措施，都虔诚奉行，并不断补充完善。宣德十年(1435年)三月，英宗即位后遣内官提督武当山。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称“光复大位，惟神屡显夺”，遂遣官函香奠币致辞祭。宪宗、孝宗、武宗频繁斋送像、器等充实武当各宫观，并常命道士建斋设醮。世宗醉心方术，日事斋醮，自封为“飞玄真君”、“万寿帝君”，他认为自己能以藩王子入继大统，是他父亲兴献王虔诚奉祀武当真武神的结果，并认为“庚戌之变”，蒙古俺答军没有攻下京城，也是由于北帝真武的保佑。因此，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拨内帑重修武当山宫观，并多次斋送像器。世宗以后诸帝依然重视武当道教，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武当山仍有驻守太监。据明代山志统计，从明初到隆庆年间，明帝为扶植和管理武当道教，先后颁降圣旨敕诰三百多道，御制碑文近百通。正是由于明皇室对武当道教长期实行特殊保护政策，所以武当道教在明代两百多年中始终保持鼎盛局面。

明朝扶植管理武当道教的措施

其一，营建宏伟宫观，长期派遣军民修葺洒扫。明成祖“为报答神贶”，非常重视武当营建工程。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以十四年时间，委派重臣高官，“统领天下亿万钱粮”，督率军民夫匠二十余万，调集四川、河南、陕西及江南各省物资，其建成玉虚、静乐、紫霄、南岩、五龙、遇真、太和、朝天、清微九宫，回龙、太玄、复真、仁威、威烈、八仙、元和、龙泉八观及岩、殿、祠、庙三十三处，殿堂房宇一千八百余间。并修了四十多座石桥，一百多公里石蹬道。明成祖及其子孙为了保证“宫观常年完美、沟渠道路永远通利”，特将均州千户所正军余丁四千多人的杂泛差役、屯田子粒等“尽行优免”，让他们专心维修、守护宫观庙宇。此后，宪宗朝提督太监韦贵奏请创建迎恩宫，孝宗朝命太监齐玄创建庙宇。至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下令重修武当宫观，拨内帑银11万两，遣工部侍郎陆杰、湖广布政使刘伯跃、邹守益等官员，役用湖广州县卫所军民，共修理八宫并带管岩庙、殿宇、门廊、方丈等955座，大小为楹2441间。此外，明代藩王勋贵也纷纷在武当山修建庵庙。据旧志记载，仅八大宫就有殿堂、道房6226间，加上其它宫、观、庵、堂、岩庙、祠、阁、亭等四百余处，总计约二万多间。明代山志称：“太和山高且奇，宫观伟丽，皆天下所无”，“栋宇之盛，盖旷古所未有也”。明皇家在武当山修建了全国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

其二，选调高道，给以廪食布匹等。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命正一真人张宇清及道录司从全国各地举荐选拔400名“至诚敬谨”的高道到武当山焚修办道，朝廷授以度牒，给以廪食布匹。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准许“在山各道收养徒弟”，“听令各道童在山修行”。故至弘治二年(1489年)道士、道童增加到1600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提督太监王佐奏称“各宫道士多者五六百人，少者亦不下三四百余”。如是仅八宫官道已达4000余人，时至万历八年(1580年)，郧阳督抚杨俊民奏称均州“官道数逾万人”。明皇室为了供养武当道士，专门调拨田地佃户，办纳“斋粮”。永乐十四年(1416年)，成祖命户部差官会同均州官吏收缴圈占武当山周围田地27750亩，命法司拨徒流犯人555户，每年办纳米麦3885石。这些田地是武当山的庙产，不归均州管辖，由皇帝委派专官在佃户屯田之处建公廨管理。

其三，制造、斋送大量像器、经书，充实各宫观。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年)“钦降金殿圣像、幡幢、供器安奉各宫观”。此后历朝皇帝常遣内臣奉安像器。据旧志统计，从宪宗成化九年(1473年)至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共制送神像、供器、香帛二十余次，其中银铸鎏金、铜铸贴金、鎏金等神像93尊，供器285件，铜钟、玉磬12寸，神灵画像2640轴，绮罗销金或丝幡、幢、帐、幔、顶伞等600余件。

第四，颁布圣旨、委派专官严格管理。明成祖及其后继者不仅是武当道教的“信徒”和施主，而且还直接管理这里的宗教事务。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颁降圣旨保护武当道教，不许往来浮浪之人“生事喧聒，扰其静功，妨其办道，违者治以重罪”。并严饬道规，“若道士有不务本教，生事害群，伤坏祖风者，轻者即时谴现，逐出下山;重则具奏来闻，治以重罪”。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年)，降旨划定武当八百里山场四至界线，规定保护范围内的森林植被，不许任何人砍伐侵种。孝宗、世宗等朝，又多次下旨重申这一规定。明皇室为了直接管理武当道教，还委派藩参、宦官提督全山，并建立了系统的管理机构：1、内臣提督署。自宣德十年(1435年)三月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室共派遣三十余名宦官提督武当山。2、藩臣提调署。自永乐十七年(1419年)至明末，皇室直接委派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或右参政巡视全山，调用均州千户所军余修葺宫观。3、设护守山场修理宫观均州千户所。永乐年间即规定均州千户所军余守护山场、修葺宫观，为此特免其杂泛差役及屯田子粒。4、道官提点印信衙门。永乐十一年(1413年)，成祖命正一真人张宇清举荐十七名高道分别任静乐、遇真、玉虚、五龙、紫霄、南岩、太和七宫提点。成化年间又设迎恩宫提点。各宫均设正六品道官提点印信衙门。5、佃户屯田所。永乐年间，拨赐太和山公田佃户时，即钦除均州知州吴礼不管均州事，专一提调佃户，并命在佃户屯所另盖公廨管理。

另外，明皇室还加封武当山为“太岳太和山”、“玄岳太和山”，使它的地位高于五岳，成为“天下第一名山”。嘉靖年间提督太监王佐称武当宫观为“朝廷家庙”。这说明武当道教已被改造成宫廷御用道教。因此，明代武当道的主要活动也带有明显的御用性。(一)为皇帝设醮祈福祝奉。朝廷规定“所有本山宫观每遇万寿圣节设醮颂经七日，千秋令节设醮颂经五日”。“玄帝冲举、圣诞”及其它重要道教节日也要建醮。建醮时用道士多者上千人，少者几十人。(二)为皇室篆写道符。世宗嘉靖年间多次选取精通符法的武当道士进京书符，或在武当山书写好后进贡皇室。符目内容有保安宫寝、驱虏驱妖、祈晴祈雨、祈雪辟瘟、禳火退水等数十种，共计三十余万道(张)。(三)为皇室进贡仙品。从永乐三年直到明末(弘治年间除外)，武当山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鲜笋、骞林茶、九仙子、隔山消、黄精、榔梅等仙品。(四)日常功课也为皇室祝厘。明帝送到武当山的道经多为单行本，命道士“晨夕捧诵，祝厘皇图巩固，国泰民安”。

明代武当道教的社会影响

明初武当道士张三丰、邱玄清、孙碧云、任自垣等，精通道教义理，知识渊博，道法高明，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颇受皇室宠信。永乐以后的钦选道士多属正一派。但他们继承了元代武当派的传统，使内外丹法融于一体，不仅精通斋醮符箓，而且也勤炼内丹。明代玉虚、紫霄、五龙、南岩等大宫观均建有“圜堂”，供道士坐圜守静，闭关内炼。由于道教修炼，以“守一”为要，偏阴偏阳，不合道体，动静失宜，就有阴阳偏盛之患。所以要有动有静，动静适中，就要既打坐修炼静功，也要练习拳脚动功。二者兼而行之，才是修行的妙方。张三丰祖师集前人之大成，将修道习拳融合一体。从而发展了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内家拳法。由于明代武当山学道者众多，流动性很大，所以武当内家拳法逐渐传入民间，与民间武术相融合，流播甚广。从而使武当内家拳成为与少林外家拳齐名的中国武术一大名宗。

明代武当山荟萃了全国十余个流派的高道焚修办道，各大宫又建钵堂以接待四方云游道士，并允许无度牒者在小宫观里焚修，这就使武当山变成各地道士定期朝奉的“圣山”，成为明代全国道教文化的交流中心。

永乐以后，全国各地民众到武当山进香的活动日益炽盛，北方晋、陕、豫等省及南方各省民众都有定期朝奉武当的风俗。江浙一带甚至每年组织约“百十艘”的进香船队朝武当。弘治以后，每年民众施舍香钱“常数万缗”。嘉靖二年以后，原从正税中支出的道众布匹、宫观岁办香烛油蜡、宫观日常维修，诸司官吏俸禄等项费用，都改由香钱支出。从香钱收入剧增可以看出明代朝武当的信仰非常虔诚。

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有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郧襄山区活动。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二月，李自成部攻克均州，焚镇守太监提督府，从而结束了明皇室对武当道教长达二百多年的直接统治局面。

清代鄂、豫、川、陕交界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反清斗争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朝的军事镇压也非常残酷。在清代，鄂西北经历了五次大的战乱。频繁的战乱，使武当道教受到重创，但教团组织并未解散，而且有时由于著名高道或教团领袖的艰苦努力，还出现过短时间的复兴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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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立志，来源：十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