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至鹤易经 风水 命理 面相 符咒 养生 道教文化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的300余年间,是我国思想史的黄金阶段,诸子百家竞相登场,精神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影响而论,前有儒墨并称“显学”,后有儒道相异互补。但毋庸讳言,正如“性与天道,夫子罕言”、“子不语怪力乱神”所表现的那样,总体而论,我们本土的思想文化系统中,对于“彼岸”的思考与探索是相对薄弱的。东汉明帝开始,佛教传入中土,至南北朝渐次兴盛。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与儒家、道家/道教形成了鼎足之势。而随着佛教的本土化、随着佛学被士大夫接受,本土文化的短板逐渐得到了补强。
作为外来的宗教、外来的思想文化,与本土思想文化的关系如何,是其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反过来讲,本土思想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也是其特质的重要显现。东汉末年,佛教传入100余年,苍梧人士牟融便著有《理惑论》,讨论这一外来宗教的价值。其序言论及著述缘起道:“牟子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他作为博学之士,很清醒地看到,儒、释、道各有自己的价值,佛教的传入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不妨并存。
东晋著名僧人支道林,于佛学深有心得,又精研老庄。同时,他还与士林名流多有往来,讨论各种玄学命题,名重于一时。他引佛理注解《庄子》,新意迭出,开启了思想界释道相融的道路。
唐代思想开放,儒家与道教、道家,以及佛教、祆教等外来文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能够和平相处。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著名文士思想倾向虽各有侧重,但都兼摄了多方面的元素。到五代时,有文士元嵩著《齐三教论》七卷,全面阐述儒释道相融互补的道理。
宋代,三教互补相融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正是充分借鉴了佛学与道家的思想,才搭建起理学的大框架,以致有人嘲笑他“周茂叔,穷禅客”。统治者也因应形势,承认这一思想格局。宋太宗诏翰林承旨苏易简、道士韩徳纯、僧人赞宁,编纂《三教圣贤事迹》,三方面不偏不倚,各为五十卷。编成之后,诏命赞宁为首座。
这种情况到明代中叶达到极致。据《思辨录辑要》称:“三教合一之说,自龙溪大决籓篱,而后世……立庙塑三教之像,释伽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噫!有王者作,吾知两观之诛,不待时日。”“龙溪”即王阳明的高足王畿。实际上,王阳明的心学就是融合三教的产物。著名的“天泉论道”中,王阳明提出的“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本身就是儒学与佛学的融通。而陆世仪《辑要》指责的“立庙塑三教之像”,明清两代以迄于今日,可谓是屡见不鲜了。
最为典型的是少林寺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碑上的“三教九流图”正面看是佛陀,侧面看,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君。图像上方有赞词曰:“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纲常是正。……为善殊途,咸归于治。曲士偏执,党同排异。毋患多歧,各有所施。要在圆融,一以贯之。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这幅图出自明宪宗之手,这段文字也出自宗室成员,因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对于明代三教相融的思潮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以笔者所见,少林之外,五台山某寺中,大殿中央是释迦佛像,两边的屋梁上分别是孔子与老君的坐像。武当山金顶往上的一座侧殿,左面供观音,右面供吕祖,中间并无区隔。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可见三教互补相融的观念传播之广,影响之深。
思想文化的互补相融丰富了华夏精神世界,很多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从中受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苏子由谈到东坡的文学成就时讲:“公之文,得之于天……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辩驳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明确提到苏轼因会通三教而提升了自己的思想、文艺水平。东坡在黄州填写的《定风波》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其中既有儒家的担当与执着,又有道家的超脱与潇洒,还有佛家“是非双遣”的透彻,思想内涵相当丰富。明代大思想家李卓吾剃发而留须,表示自己兼综儒家与佛禅。他突破了当时的道学藩篱,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解放的主张,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领袖。近代思想转变第一人龚自珍,也是到佛教中寻求思想资源,从而成为了时代的先觉者。
佛教传入中国,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成为了中华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本土固有的儒家、道家及道教与佛教有一定的冲突,但在大多数时段中,冲突的程度相当轻微。而三家彼此间的借鉴、吸收与融合则是近两千年间文化发展的主流。这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特质,是非常值得珍视的优良传统。
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成功的跨文化交流。经过中土文化的洗礼,佛教与佛学也极大地增强了生命力,并从中国传播到更多的国度。在印度佛教衰微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佛教的中心。这一和平的文化交流过程,也是人类文明史上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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