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师道是道教重要道派之一,它是东汉顺帝时张陵所创,历经一千八百多年,在我国宗教及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以往我们对认真审视天师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很不够,这也无益于我们对文化遗产的整理与吸收。因此,我们还是应用历史的眼光作点具体地分析,实事求是地评价天师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
一、天师道对“道论”的发展
道教以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不管在不同的时代有何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基础都可以归结为“道论”。道教的“道论”,在道教思想领域内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外在的神学的“道”;二是抽象的玄学化的“道”;三是指向个人内心的“道”。天师道作为在道教中创建最早的一个派别,它在思想理论方面特别是对“道论”的发展方面明显地经历了上述的“三段式”。
(一)天师道早期思想理论中“道论”的神学化。天师道在早期思想理论中对“道论”理论的阐述,主要表现在张陵所作的《老子想尔注》一书中。张陵在注《老子》的过程中,吸收了《太平经》和《老子河上公章句》的宗教思想,阐述了其带有明显神学色彩的,“道论”。其具体做法是:一是通过人神化《老子》的“道”,变客观、自然之道为主观有意识之道,使“道”成为宰制人世的至上尊神,以适应建立神学“道论”的需要。二是通过解“道”为“一”并进而神化“一”,使“一”与老子(太上老君)等同,如说:“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从而建立了以“道”、“一”、“老子”三位一体的神学化了的“道论”思想体系。其后,《老子想尔注》一书中提出长生成仙说以及提出“保形”、“炼形”、与“食气”等具体成仙的途径。无一不是以这种神学化了的“道论”作为思想基础的。
(二)天师道变革时期“道论”的玄学化。魏晋南北朝是天师道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以寇谦之为首的北夭师道和以陆修静、陶弘景等为代表的南天师道,在充实道教教义与丰富道教思想体系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将“道论”作了明显地玄学化。陶弘景很注意宗教理论的研究,作过很大的努力。他接收了魏晋玄学家们对“道”的理解,在宇宙生成论上,把道看成是万有之根,他说“道者,混然,是生元气。元气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真浩·甄命授》)把包括太极在内的万有都看成是从道产生出来的。这与魏晋玄学的有关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三)天师道兴盛时期“道论”由外向内的变化。不管是早期天师道神学化了的“道”,还是其变革时期的玄学化的“道”,它们对于个体来说都是一种外在于人的“道”。而唐、宋、元、明是天师道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受佛学禅宗与后期儒家宋明理学的影响,这种外在于人的“道”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即从外在于个体的“道”变为直指人的内心的“道”。因此,这一时期的“道论”与,“心学”是联系紧密的。如: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在谈论“道”时,总要伴随着谈“心”,他甚至把“道”与“心”视为同一事物。他在《心说》一文指出:心“何物哉?杳兮冥兮,恍惚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强名日道,强名日神。强名曰心。”(见《虚靖真君语录》,《道藏》正乙部,996册)这里,他把“道”直视之为“心”,使“道”完个“内化”了。最后,他给宋徽宗唱了一曲著名的《大道歌》,把虚无漂渺的“道”归根于人的身中之物。其后,明初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也继承了张继先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了“观心知道的思想。他在《冲道》一文中指出:“知道者,不观于物,而观于心也。盖心统性情而理具于心,气囿于形。皆天命流行而赋焉,曰虚灵,日太极,日中,日一,皆心之本然也。是日心为太极也,物物皆具是性焉。”(《岘泉集》
卷一,见台湾影印本《四库全书》1 236册)这与张继先有关的思想是完全一脉相承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道教的“道论”这种由外向内的思想发展轨迹,从思想史角度来说应是一个进步。因为在道教初创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还比较浅薄,许多自然现象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因此,这时把“道”归结为一种外在的神,对人的心理具有一种强烈威摄作用,这自然有利于道教教义的传播。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对自然认识的经验积累的丰富,人们对自然认识的兴趣逐渐退居第二位,而认识人的自身瞬息万变的内心世界却逐渐上升为首位。因此,由神学的“道”变为内心的“道”,正是反映了道教在认识目的上的这种转移。故天师道最后把“道”归结为这方寸之间“心”时,也就标明其“道论”发展到
了尽头。
二、天师道与科学文化
道教在有些方术方面,如炼丹术等,曾孕育过科学的萌芽。而天师道作为道教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自然也对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一)天师道与炼丹术。道教的炼丹术曾孕育过近代化学、药物学,这是今人众所周知的。不过,这种古老的道教方术的影响范围至今已超越了这些学科。在国外,有些心理学家对此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譬如,当代心理分析学派奠基人之一的荣格就曾对炼丹术与心理学的关系作过专门的研究,他的专著《心理学与炼金术》就是通过对古代炼丹家们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人的心理奥秘。可以说,随着现代科学的进展,古老的炼丹术所蕴含的巨大的科学潜力必将会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发掘出来。因此,道教对古代科学文化的这一贡献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天师道与炼丹术的关系史书记载不多,从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一些不多的文字记载和实物来看,天师道特别是早期天师道与炼丹术有一定关系。如:《汉天师世家》记载:天师道的创始人张道陵就曾率“弟子王长从淮入那阳,登乐平云子峰……炼丹其间,山神知觉,而双鹤导其出入。遂弃其地,溯流入云锦山(即龙虎山)炼九天神丹,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这里所言的“九天神丹”究竟为何物,今不可考,不过张道陵当年炼丹之地龙虎山至今仍可见“炼丹岩”、“濯鼎池”,以及“飞升台”等炼丹遗迹。因此,张道陵炼丹在历史上应是确有其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师道的重要代表人物陶弘景,也是一位历史上著名的炼丹理论家,在他丰富的著述中,不少是和炼丹有关的。如他曾著《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集金丹药白要方一卷》、《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一卷、《太清玉石丹药集要》三卷、《服饵方》三卷等等。陶弘景在炼丹方面是颇有造诣的。《梁书·陶弘景传》说:“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软,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每得其书,烧香虔受。
隋唐以后,道教的炼丹活动有一种由“外丹”逐渐向“内丹”过渡的趋势。但在理论上,对“外丹”的修炼方法仍有所保留。明初张宇初的《观泉集》中《玄问》一文便对“外丹”多有议论。其日:“外丹莫不以铅汞为宗,金液与天地造化同途”……,可见,张宇初虽然生活在明初,但对炼丹活动仍抱有一定的兴趣,这恐怕是早期天师服食炼丹的一种遗风吧。
由上可见,天师道与古代炼丹术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既然如此,那么天师道在这方面对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贡献,我们今天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二)符篆、斋酿的“灵验”。举行符篆、斋醒活动是天师道的长处所在。天师道徒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中吸弓}了众多的信徒。在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背后,自然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或心理的原因的,而各种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符篆、斋醮的所谓“灵验”,它的背后是与科学有些暗合之处的。据笔者调查,天师之位由嫡长子继承,在嗣教之前,一是由上一代天师秘授法文经篆;二是学习天文、地理、气象和医药、炼丹等。因此,作为天师对这些方面的知识还是有所掌握的。天师画符用的布帛、纸张、墨水、朱砂等等,都是用不同的药物加工的。符画好后,放在“净水”中浸泡,让病者服下。所谓“净水”,也是用药物配制的,药物主要是用中草药,秘方很多。因此,符医实际上就是药医。在治疗过程中,先摸清病者的病情,对症画符,实际就是对症下药。另外,天师道徒在行符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心理疗法。夭师道徒在为病者治疗时,非常强调一个“诚”字。在治疗过程中,天师往往要让病者忏悔自己,即说出自己以往所作甚至所想的罪孽。这种治疗方法就是要求病人将自己的疾病的原因,归诸自己的犯过,以求得天神的宽恕。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病者产生信念,觉得有神护佑,从而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另一方面,这种忏悔本身,也有利于病者排出积忧,解除身心的困拢,对健康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符水治病,有时确能产生一定效果。至于祈雨祷晴,其具体细节虽已不可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真有什么“灵验”的话,也只能说明天师世家积累了一套有关天文、气象的经验知识,代代相传,并没有什么神异。天师后裔多次治理潮患,受朝廷嘉奖,也并不是什么天神的资助,而是采用了一定的先进工具。《汉天师世家》中多次提到“铁符”,有理由怀疑就是一种治理水患的有效的工具。
由此看来,符篆、斋酸的所谓“灵验”,其实并不神秘,说到底,不过是这些方法经过长期地经验积累,不自觉地与科学有些暗合罢了。
(三)天师道的养生之道。邀教与佛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不是把人的自然肉体看成是“臭皮囊”、“行尸走肉”,看成是不屑一顾的东西,它“出世”但又“恋世”。因此,寻求延年,追求长生不死是道教的一大特点。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道徒除了精通上面提到的一些医道外,在养生之道方而也积累了一套丰富的经验,总结了许多技术。道教史上经常提到的“外丹”、“内丹”都是属于这方面的养生术。
从史料记载来看,天师道在养生理论与实践方面是颇有作为的。在夭师道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就详细叙述了守一等炼养之道,描述了修守一者,由守元气虚无而渐见种种光明等幻象,及身心恰悦的主观感受。《太平经》以合炼精气神三者为一、宝精惜气啬神为养寿之要,这一思想后来一直被奉为道教养生学之要旨。在《老子想尔注》中所主张的“积精成
神、神成仙寿”的养生方法也都是与气功相关的。天师道对气功不仅在理论_七有所阐述,而且一些天师还带头对此亲身实践。据熊少达同志考证:传说第一代夭师张道陵得黄帝的“九鼎丹法”,这“九鼎丹法”不是什么驱鬼之法,也不是腾云飞夭去拜见玉帝之法,而是“无物无已练气养身之法。”“无视无听、抱神以静、是以忘神、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而已矣,故执道法全、法全者形全、形全者气全”文中之意,即指明了对修道者的要求,更点破了练气的精华。(《贵溪县修志通讯》1986年4月第3期)
张道陵的“九鼎丹法”是道教早期气功的一种。张道陵本人亦亲自练养此法。他先后在龙虎山附近的“应天山”、“云台山”、“圣井山”结茅修练。并坚持“昼不生火,夜不明灯,冷饮冷食,风雪不寒。可见他的气功练到一定深度。《龙虎山志》记载张道陵活了一百三十三岁,如果确实的话,在当时医学条件下如此长寿,与养生方法是有一定关系的。
三、天师道与文学艺术
与天师道在科学文化发展史上的价值相类似,天师道在文学与艺术发展史上的价值也值得一提。
天师道与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正如由前所述,这不仅表现在天师道以其宏伟华丽的宫观以及景色奇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许多文人于此流连忘返,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而且,一些天师本人及其弟子也非常爱好结交一些著名文人。以元代为例,当时江南一些文章大家虞集、赵孟顺、揭懊斯、袁桶、宋镰几乎与天师道都有十分密切的往来,他们或是出于对道教的信仰,或是出于对天师的友情,撰写了大量的有关道教的碑志记传以及一些咏叹诗文,有些至今仍然有着宝贵的文学艺术价值。不仅如此,有些天师本人就是集道士与文学家于一身的,如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著《视泉集》,“诗文过半”,在文学史上有其一定的影响,他的文集被收入清代钦定的《四库全书》之中。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史上,道教在某些文学的文体的形成上也是有所贡献的。譬如青词便是一例。道教祈镶时的奏章之文日青词,亦日绿章。唐代李肇《翰林志》上说:“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这是青词书称的由来。后来,由于道士经常请一些著名文人代写青词,于是,青词逐渐变为一种文体。如宋代真德秀诸人的文集内,都载有青词。明代的明世宗最为崇道,因而他所宠用的大臣都写得一手好青词,以至于明朝有“青词宰相”的称号。青词在后来常被诗人用来抒怀,如清代诗人龚自珍著名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诗后自序云:“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词万数,道士乞撰青词。”可见,这首诗就是作者在镇江为道士写的青词。天师后裔中也有不少是写青词的高手,如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在《虚靖真君语录》以及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的《视泉集》中都有相当数量的青词,因此,他们对推动青词这种文休的发展都起过一定的作用。
天师道与文学艺术关系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张天师的活动在历史上产生了传奇式的影响,使得宋以后出现了不少以张天师驱妖降邪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最明显的例子是著名古典长篇小说《水浒》第一回便是以张天师祈镶瘟疫开始的,这一回的题目就是“张天师祈被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书中讲的是宋仁宗当朝时请第三十代夭师张继先赴京城祈被瘟疫之事。书中对龙虎山周围的景致的描写至今还脍炙人口。除《水浒》外,张天师的传说在元明时代的杂剧中也成了常见的题材。如元代杂剧作家吴昌龄的《张天师断风花雪月》,明代朱有软的《张天师明断辰钩月》等都是以张天师为主要核心人物的杂剧作品。前者说的是月中桂花仙子思凡,与读书人陈世英相爱,约定第二年八月十五重相会,陈世英苦思成疾,其叔与三十七代张天师相识,张天师便请了神,捉拿了桂花仙子,发配西池长眉山。
另外,由于张天师是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有关张天师的传说对我国的民间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周沐照同志研究:“在江苏,《追鱼》是已为人所熟悉的神话故事之一,据说原始传说是以张天师捉鲤鱼精为主线的。”另外,象长篇叙事吴歌《沈七哥》这部以张天师为主要说唱对象的吴歌“流传范围超越吴语地区,如其中‘老子传籽’、‘天师捉鬼’等,遍及全国各地。”(见周沐照等《道教龙虎山传说》)
由上可见,如果说有关张天师的传说大大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容,决不是夸大之词。除文学外,天师道与艺术也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天师道徒在从事斋蘸仪式活动时,有唱诵,有舞蹈,有乐器伴奏。因此,天师道道士一般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陈大灿同志在《漫淡道教音乐》(《文史知识》1987年第5期)一文中写道:“在道士学道过程中,正一派道士从小就要化费大量的时间习艺,这种习艺从教授的形式到学习的内容,几乎和近代戏曲科班相差无几。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
南方诸省和江南一带正一派道士实际上大都具存初级的艺术水平。”
整个道场艺术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道教音乐。据陈大灿同志在上文中研究:“道教音乐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它包含有独唱、吟唱、齐唱、鼓乐、吹打乐和器乐合奏等多种录音形式。在斋醮法事中,这些形式不断更换,灵活地组合,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召神遣将、声势磅礴的场面;镇压邪魔,剑拔弩张的威风;盼望风调雨顺,求福祈愿的心情;清静无为,仙界缥缈的意境。为道教的斋醮增添了庄严而强烈的气氛,给人以‘可听仙乐’之深刻印象。”难怪在近代,在一般农民心中,观看正一派道士举行法事就像看一场戏或一场音乐剧一样。所以,道场艺术尤其是道教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之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所潜在的价值,十分值得令人去认真总结与大力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