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德经的智慧管理民主制度

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对于民主社会的公民而言，道德经都是非常重要的经典。因为这部经为公民个人的生活及其所处社会的生活方式注入了“朴”的思想与“和”的思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曾经说没有正义就没有世界和平。在此，我们也可以说，没有道德经的这个精神基础和旨归，就没有全球的民主。

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实际上，托马斯•杰斐逊和其他创立美国的先驱们早就说过。他们大多数都是神领基督教的信徒。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对现代民主写下了一段世界闻名的话：“我们相信这些真理是神领不可侵犯的，人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力，……”富兰克林认为应该改成“我们相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根据他的观点作了修改。

如果对杰斐逊本来的说法进行扩展和澄清，美国的民主本应该叫做“神领基督教民主”。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如果历史按照杰斐逊的本意发展，美国的民主可能要好得多。有两点可以证明：第一，美国的民主迅速恶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二，几十年来，很多美国人对重生基督教趋之若鹜，正是因为他们体会到“基督教国家运动”是他们重唤美国民主精神的不二之途。

在中国文化和精神背景中，包括在中国先进的古代民主传统中，“神领基督教民主”最准确的中文翻译应该是“道教民主”。事情就那么简单。

既然现在民主已经是全球性的，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乃至任何中间形式的社会都要走民主道路，有没有可能“道教民主”会成为21世纪的政治模式，可以抓住“神领基督教民主”所错过的机遇呢？

如果我们创造一个“道领的基督教”，其创立者应该是非孙中山先生莫属，1911年创立中华民国的国父，第一个东方宪章民主制度的创立者。这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他是唯一能真正代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政治领袖。他在夏威夷长大，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可他幼年跟毕生的中国文化根基是很深厚的。他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他的基督精神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他记录的自己在神山顶上的一段经历只能说是庄子式的体验。古今中外为人类民主传统做出突出贡献的“道领的基督”中，孙博士完全可以与黄帝、尧、舜、禹、孔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佛陀、基督、王阳明、利玛窦、莱布尼兹、卢梭、洛克、孟德斯鸠、休谟……以及现代民主的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佩恩、本杰明•富兰克林、林肯、甘地、西蒙•波利瓦尔、约翰•肯尼迪总统、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图图大主教、曼德拉总统……”这个名单还可以不断的列下去，包括人类大家庭中任何民族、种族、文化中的代表人物。

在始于美国的现代民主传统中引入道教传统，不但可以立刻拓宽现代民主的范围，涵盖所有文化。而且可以加深其根基，回到人类史前共同的过去，同时还可以兼顾目前已经在全世界广为接受的现代西方民主传统。

有一件趣事值得指出，据说肯尼迪总统的床头只有三本书，其中一本便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本书是他对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最好的系统化的扩展。

民主和道这两个词实际上应该作一个复合词用，从而人类才可能生活和谐朴素而达长久——有点像一个硬币如果只有一面有图案就会毫无用处一样。民主是形式，是途径；道是它的道德基础和指导精神。只有兼顾民主的形式（硬件）和精神指导（软件），才可能出现管理妥当的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才可能通过正义达到世界和平，为全人类谋福祉。从而人类才可能生活的和谐、朴素、长久。这软件必须是道（或者在美国叫做神领基督教精神）。只有那个时候，人类可惊的创造力才能带来永恒的希望，帮助我们轻松解决目前看来似不可解的问题。

2003年，玛雅长老从山顶洞中走出来，在国际和平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说：“世界和平是可能的。但只有简洁才能达到。”——几乎可以从道德经中找到原话。

我们重温用道作为精神指导的民主是怎样的民主。中国的孔子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是在《礼记》中记录了《大同篇》，而且劝诫后来的儒家学者不但要用心记住这篇内容，而且要身体力行，因为这篇内容讲述了最高的人生目的——为全人类谋福祉。这是人类的一件幸事。他开篇就明智地指出大同社会的精神领导是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罗查理英译）

人类之所以永远追求基于正义的世界和平，是因为这就是人类天赋的权力，是社会化的原始状态。在每个好的家庭中仍然保留，正如图尔斯托（Tolstoy）说的：“美好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人类曾经生存在一种“遗留者”的文化/宗族宗教体系中，根据考古学家研究过的遍布世界各地的超过60万的古代社会形式中，这是一种常规。这种传统从至少几十万年前一直延续到八千到一万年之前。他们是通过直接的交流来达成共同的决策。同样的，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和老子描述的理想社会非常相似。很多大师都说道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根本不同，它是“持行”宗教，不是“持信”宗教。神领基督教和道教及其他一切宗教都是可以相容的，所以它们可以作为指导全球民主的统一的指导精神。

道德经是拯救人类的管理手段

我先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话。他在参与创立美国民主的时候曾经说：“民主是两匹狼和一只羊投票决定拿什么做晚餐……自由就是全副武装的小羊站起来抵制这种投票。”这句话指出“民主”是人类第二个最难定义的名词。第一个当然是“道”，这个词因老子而名闻天下。2500年多前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

一个让人难以置信又不可置疑的事实是：今天这两个词已经成了最常用的词汇，每天在所有的语言中被反复翻译、言说。

这个事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证据，任何长篇大论的说服力也不过如此：最终操纵我们人类的还是我们的潜意识。我们可能无法界定这两个词，但我们还是“知道”它们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最重要的。

道德经的第60章提供了最好的政治智慧来疗救美国民主今天弊病，这几乎不可思议地对过去60年人类的历史做出的预言（所谓政治，就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众人之事”。）：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领导人突然必须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世界的领导人的关键点，可惜他们不但没有遵从道德经第60章的训诫，反而反其道而行之。1946年他们悲剧性的拒绝了美国宗教领袖的恳求，要他们对投下不必要的原子弹做忏悔，因为他们 “对上帝犯下了滔天大罪”。为了掩盖这个滔天大罪，杜鲁门总统与日本天皇作了魔鬼协定，瓜分了日本从12个亚洲国家掠夺来的数以万亿计的财富。杜鲁门知道，在1947年他唯一可以贩卖的战争只能是宗教战争，而且只能通过欺骗来贩卖。他利用黑金一手炮制了反共的“宗教战争”，尽管共产主义并不是宗教。然而，外有数万亿财富，内有反共反红马卡锡主义遮人耳目，充分利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欺骗 (WMD)，美国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外遍地杀戮罪行，内则民主败坏，经济衰退。（参考1-11）

美国的民主有六十年偏离了基督精神与常道，疯狂的采纳MAD（相互保证毁灭）政策，积累了足以毁灭全人类和地球的武器。

在美国的工业生产力在1945年是占全球总量的比例的80%，今天已经下降到20%。它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从经济实力上看，自封的冷战战胜国是站不住脚的。谎言必须通过病态的控制来维系，而这种病态的控制需要以复杂的法律系统来维持。复杂的法律系统只能让具有生产能力的人放弃努力。所有试图造福人民的项目都受到伤害——包括医疗、贫富均衡、公共设施、教育等等，这是大多数美国人都非常熟悉的现代美国的写实。

从2000年开始，美国宪法已经明显被破坏，这一事实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历史学家盖尔•阿尔波雷兹（Gar Alperovitz）在他的著作的扉页上用一句话来概括了在使用原子弹之后人类的经验。他的这本书出版于1995年，厚达847页，是一本详实的著作：《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与一个美国神话的诞生》。这段引文是精神病学家朱帝•列维斯•赫曼的一句话：“我们象受过创伤的人，我们过去的记忆和经验都被夺走。我们象受过创伤人，必须重新记忆过去，理解过去，才能有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参阅参考文献3）

在朝鲜战争和越战之后的美国人，大批去参加基督教的“重生洗礼”运动，正是因为他们深深地感到他们自己的民主正在被快速的破坏，他们正确地意识到以采取行动去重建民主的需要。不幸的是，他们大多数的人已经看不到他们的领袖所提倡的“基督教国家”与美国开国元老们的“神领的基督教国家”之间大有区别。

在美国，大多数的学者非常担心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在过去的20多年中越来越强，这不但不会拯救美国民主的危亡，反而会使之加速。“道”所引入的文化内涵可以给美国今天破坏性的文化鸿沟一座沟通的桥梁。

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作家比尔•莫也在西洋大学2007年毕业典礼上作过一次热情洋溢的发言，呼吁年轻人发起21世纪的第三次革命，去追求一种“一个都不能少”的民主，拯救美国民主于水火之中。

我们不要轻视60年前的历史，我用汤姆•里奇2003年的一段话来作证明。，汤姆•里奇是911事件之后布什委任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在国家电视台上，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小组为什么在如此秘密的情况下撰写《爱国法》而且要求国会立即通过，他回答说：“我们回去学习了历史，从杜鲁门总统那里得到很好的启发。

然而更重要的是，人类仍然必须相信民主是新世纪的统治形式。我们需要记住在美国民主彻底崩溃之前，战犯们必须在谎言的掩盖下进行战争，所以才有“冷战”之词作为掩护。所有这些100多次战争都不需要国会宣布，所以也没有国会监督，直到这一次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为止。这一点就证明，如果民主的“硬件”得到充分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避免战争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是从美国民主的失败中看到民主制度的优势。

同样是从这种失败中我们看到民主的指导精神的重要性：杜鲁门总统知道，在1947年即使借助政府欺骗，他唯一可以贩卖的战争还只能是一个宗教战争。直到2007年，人们才最终认识到第二次海湾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波士顿环球报的杰出记者詹姆斯•卡洛尔终于指出了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宣布的杜鲁门主义其实是一场宗教战争的宣言，而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顾问当时所说的。（参考5，7）

无独有偶，直到2007年，美国最优秀的冷战史专家威廉•布鲁姆终于意识到冷战是一个国家的战争，是美国在与自己不可见人的罪恶的阴影作的斗争。精神病学家威尼科特曾经说：“对说谎的人而言，没有被发现的谎言是最大的灾难”。

这些都是希望的征兆。美国主战者在1945年投放原子弹之后所使用过的唯一真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欺骗（WMD），这种欺骗现在终于不那么好用了。布什总统的WMD显然正在很快失去效用。这是人类真正希望的开端。

另一平行发展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领导人物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在2000年，欧盟在开幕大典上宣称：“我们站在地球历史的一个关键点上。人类必须选择自己的未来。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也越来越脆弱，未来可能是危险的境地也可能是希望的天堂……我们必须携起手来，在尊重自然，尊重普遍人权，尊重经济公正与和平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地球宪章推进行动，2000）

这个宣言已经促成了一种“大转变”运动，通过互联网汇集了全球性的支持。

在道的指引下提出的全球更新行动方案

我希望2007年是通过正义走向和平的蓝图得到展现的一年，也是让全世界足够多的投票者了解这条道路的一年。有些值得鼓舞的信息已经出现。

还是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我提出以下三个必须进行的运动：

（1）“全球真理与和解运动”。这是南非曼德拉总统和图图大主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思想产物。 30多年前，我就相信这是必经的关键之途。20年之后曼德拉和图图证明了它的可行性。

宗教战争的创伤必须要经过宗教的和解方式来化除，现在南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美国领导人也必须要这么做，60年来美国已经把全世界变成了它的屠宰场。

可是直到今年，我才真正对这种全球精神疗愈的实现有了希望。这种希望来自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纽约时报在2003年称互联网是“世界上唯一的新生强权”，现在U-tube网站成了一把真正的和平之剑，它可以在2006年大选中赢得了必要的选票。

全世界的绵羊终于得到了争取自由的武器，变成了富兰克林所说的“武装起来保护选票”的绵羊。在道或神领基督教的指引下，全球的民主可以推动美国变成可以实现民主的地方，富兰克林费城的独立大厅外所说的名言“一个有道德的共和国，如果你们可以保住它”终于有希望变成事实。

要去打败一场已经被大规模欺骗取胜了60年的战争，互联网很明显是最好的武器。

（2）“可持续性社区转变运动”。这场运动在近年来有不少文章讨论。可以从浏览www.yesmagazine.org/greatturning 或者其他很多类似的网站开始。道德经已是被这场运动中人多数采纳的“星际旅行”的主要指南。

（3）“全球互连青年教育计划”，包括上面的（1）和（2），教化“道”的生活方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本土宗教或者新兴宗教的信徒都可以参与。我们应该知道“公社”起源于早期基督教历史。人类所知的最成功的公社是基督诞生后前三个世纪中的基督徒公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原居民的社团组织非常相似，这种社团方式是老子所称扬的。有幸的是，美国的左派知识分子现在终于看到了宗教生活的重要性。（参考 8）

全世界对发展极限、能源枯竭、社区的可持续性的重要性的再次察觉已经让道教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关注已经不限于中国人。克里斯托弗•希伯教授不但研究道教，过过道士的生活。他曾经说：“中国文化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只让中国人管中国文化。”（参考9）可是，根据我40年的经历，正是中国人不敢看重中国文化。这对不起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在今天，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所能享用的资源越来缺乏的时候，希望越来越渺茫，“沉默就是背叛”已到关键的时刻。

作为结论，我想引用居里夫人的一句话和我们中国同胞，特别是在美国的中国同胞共勉：“生命中没有可怕的事，只要你了解了它。”我相信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也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太平的关键。可悲的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看到一位美国的华裔领袖要立志选一位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来做美国总统，没人这么想，没人这么说，也没人这么做。他们全都似乎害怕那样的候选人会成为下一次暗杀的牺牲品。

因为害怕而保持沉默，是不适于60岁以上的人的，甚至孔子都这么警告过我们。（老而不死者为贼。）
我的朋友舒亚喇嘛曾经表达过他的希望，他说60年代的人拥有继承的遗产或者自己创下的家业，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多元文化的冲击，他们会把钱花在宣称的理想上。世界和平会成为事实。我希望他是对的，很长时间以来我的感受与我年轻时候的两个最伟大的精神导师完全相同：卡尔•荣格曾经说他不需要相信基督教，他“知道”。约瑟夫•坎贝尔说，他不需要基督教信仰，他有“体验”。

肯尼迪家族的下一代中的一名成员去年说了一句话，更能得到我的共鸣。他虽然年轻，但经历了很多家族不幸，他说：“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事情别人或许认为是巧合。而我选择把它们叫做恩典。”

只有全球的精神创伤得到疗救，人类才可能有希望得到精神恩典的指导，我一直觉得道就是精神恩典。

如果我可以预言，那么美国最先出现的三个政策改变将是：（1） 建立单独支付的国家保健体系，其支持者已经超过了70%；（2）支持国家阳光法案的大众支持已经超过了80%

（3）建立和平部，共同提案人已经超过了100位国会议员。这个水平的内阁部门可以使和平进程简单化，因此有效。太长时间来，战争变得太容易，结果实际上国防部成了战争部。战争经费可以不经过国会监督（参考4），而和平经费则从无下落。

我们的孙辈无法等待每个60岁的老人先去做罪人，然后再在戒酒小组中取得成功；不能等待每一个退了休的将军在回忆录中去写真心希望出现的和平。

现在已经到了美籍华裔必须为全人类说话的时候，尽管道德经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是个人修炼的指导，而不是社会行动的指南。我祈祷人类历史的下一篇内，道的精神是大家一起独立的精神，为了我那尚且不能投票的可爱的孙儿。

民主是可行的——可是我们必须把它保持简单。世界上再没有道更能简化万事的传统。

参考文献：

(1) “Blow 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by Chalmers Johnson, 2000.

(2) “Meeting At Potsdam” by Charles L. Mee, Jr., 1975.

(3)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Myth” by Gar Alperovitz, 1995.

(4) “Gold Warriors: America’s Secret Recovery of Yamashita’s Gold” by Sterling and Peggy Seagrave, 2003.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late 2005.

(5) “Killing Hope: U.S. Military and CIA Interven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by William Blum, Revised 1995.

(6) “Lifelines From Our Past: A New World History” by Dr. L. S. Stavrianos, (1989).

(7) “60 Years of Faulty Logic” by James Carroll, March 12, 2007, Boston Globe.

(8) “When West Meets East- International Sinology and Sinologists” by Wang Jia Fong and Li Guao Dzin, 1991.

(9) “Left Hand of God, The: Healing America's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Crisis” by Michael Lerner (Paperback - Mar 13, 2007)

(10)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Relation of the Church to the War in the Light of Christian Faith, 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 March 1, 1946.

(11) “James B. Conant: Harvard to Hiroshima and the Making of the Nuclear Age“by James Herhberg,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