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2)

乙、道教与皇权

道教是我国的土生土长的宗教，最早在民间活动。汉末的太平道曾组织黄巾农民大起义，他们提出了“太平世道”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一直鼓舞着中国的农民，但在封建社会中又是无法实现的。魏晋以后，道教在统治阶级的武力威胁和利禄的引诱下，开始与统治阶级妥协，臣服于皇权之下，道教自身的内容也相应地有了变化，不少道士把民间道教引向了神仙道教，或者改造成适合于贵族需要的道教，从而出现了具有全国性规模的天师道等等。晋代著名道士葛洪坚决维护君权及纲常名教。他说“君，天也父也。”（《良规》）“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微旨》）南朝的陶弘景积极为萧衍纂夺齐政权制造舆论，以后成了梁朝皇帝的谋士。《南史·陶弘景传》云：“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北魏寇谦之改革了旧天师道，提倡“以礼度为首”，制订了《太上经戒》，其中十戒里明确规定有“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国家”等内容。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鼎立，有时道教居先，不少道士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唐太宗在得天下之后所发布的《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可见唐初道教对国家政策的影响。道教经历了南宋金元的宗派分化以后，到明朝中叶以前，在统治者的扶持下，发展到了极为贵盛的地步。不少道教徒被国家委以重要的官职，深入宫廷，参与朝政，位极人臣，声势显赫，为历代所罕见。

丙、佛教与皇权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有自己一套理论体系、教规和组织，但在我国历史各个阶段中，佛教教团的势力一直是从属于朝廷的，并接受政府的监督和管理，甚至成为政府的一个组成或派生的部分。佛教最初是通过国家的渠道传入中国的。公元一世纪以后，汉明帝首先派遣蔡（愔）、秦景等出使天竺，问道佛法，从此佛教开始在我国传播。初传时依附于黄老之学和神仙之术，传播的范围只在上层社会。后汉桓帝是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他信奉的目的是为了求神庇佑，挽救垂死的王朝。魏晋时期，佛教依附于玄学，开始中国化的过程，得到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推行扶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下，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和重要的影响。南朝宋、齐、梁、陈诸帝和北朝除“二武”（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以外的统治者们都热衷于佛教的信仰和事业。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都同声宣传印度传来的“转轮王”和“法王”的理想，自翊是“法主”、“佛法寄嘱人王”。东晋时曾开展一场“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论，重臣桓玄想要僧人礼敬王者，但遭到了以慧远为首的僧侣的强烈反对。慧远举出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如果沙门成就了功德，达到了成佛的目标，也就是“助王化于治道”，因此可以不必向王者屈膝行礼，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皇权与教权的斗争，慧远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是巩固了皇权。东晋另一个高僧道安也公开宣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北魏僧统法果说：“能鸿（宏——引者）道者人主也，我非是拜天，乃是礼佛也。”他甚至把皇帝称为“当今如来”。宋文帝宣称:佛教是“行善、去恶、息刑的‘神道助教。’”认为“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教化，则我坐致太平。”这又可以看出，当时佛教所起的社会作用。在统治阶级的支持、扶植下，很多王朝便大事度僧、造寺、铸像、治经，并互相攀比，糜费了大量的国库资金。宋文帝为了“供养三宝”，竟耗去国家储备的三分之一。南北朝的统治者们一方面大力扶持、奖掖和利用佛教，另一方面也对佛教进行严密的防范和管制，自南北朝开始，政府就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职，对佛教事务进行监督和管理，当佛教在政治、经济方面一旦和朝廷的利益发生龃龉或矛盾时，朝廷便毫不吝惜的加以限制、取缔，甚至进行暴力镇压。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四次被佛教徒称为“法难”的，其中二次就在这段时期。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所以要采取取缔佛教的行动，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佛教对他们的政权将可能产生威胁，皇权受到了挑战。当然其它因素也有一些，但远不如这个原因重要。经济、宗教、文化等各种现象，在专制社会中最终都会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隋唐是佛教鼎盛阶段，佛教的教权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教权在皇权之下。隋文帝在历史上以佞佛而著称。他从小生养在尼庵中，受佛教的薰陶甚深。登基后曾宣称：“佛以正法，付嘱国王，联是人尊，受佛咐嘱。”明显的将“君权神授”的观念强加于天下。又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他在造寺、治经、铸像、度僧方面做了大量的活动。另一位隋场帝也自称是“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他在京城或出外巡行时，总要带上一批僧、尼、道士、道姑，谓之“四道场”，尽情欢乐，“酒酣肴乱，靡所不至，以为是常。”（《资治通鉴》卷一八一）佛门的清净和自律的戒规，在这位弟子的眼里已经荡然无存，无法可依，皇权可以随意打破佛门的传统教权。再看看唐代，22个皇帝中除武宗李炎外，其它个个都信佛。武则天为了想当大周皇帝，参与了制造《大云经》的神话。道宣概括唐朝佛教的情况说：“皇唐御历，道务是崇，义学之明，方为弘远。”（《续僧传》卷一五）而北宋除徽宗崇道外，其余七帝也是信佛者，对佛教采取庇护、利用的政策。宋太宗自称是佛子再世（“朕曩世尝亲佛座”），“素仰释教”，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于政治，……联于此道，微究宗旨。”（《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三）“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宋会要辑稿·道释一》）至于偏安临安的南宋，更加依赖、庇护佛教，以维护他们的摇摇欲坠的王朝。在这个佛教臻于鼎盛并延伸的时期，佛教与国家的关系大致有如下的特点：

（1）在隋唐两宋时期，统治者奉行的是以儒学为本的方针，他们清楚地懂得宗教神学必须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目的，儒学的伦理纲常是巩固统治的精神支柱，儒教大一统的礼乐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唐太宗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也。”（《慎所好》）但是他们也采取兼容并蓄，多教并行的方针，充分发挥各教的有利作用，使之为国家政权服务。纵观这个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统治者的主观信仰等等原因，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佛教的态度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是采取扶助、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当时“三教融合”，“三教无阙”，“会三归一”已是时代的潮流，在统治者看来，佛教的伦理可以弥补儒家伦理的功能，有益于皇家的教化作用。

（2）唐代统治者为了扶持佛教，不惜动用国库的钱帑，不顾民生疾苦，建造了大量的寺院、塔幢、佛像等等，度僧无数。另外，大力支持治经、译经事业，建立国家译场，招引礼遇名僧贤士，进行大规模译经的活动。例如，唐太宗为玄奘在长安建立了规模宏大、制度严密的译场，玄奘得以译出了佛经75部、1335卷，约占唐代译经总量的二分之一。宋太宗为印僧法天、天息灾、施护等人在开封设置了译经院，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到仁宗景佑二年（1035）的54年中，共译出了梵本1428夹，564卷。

（3）国家为了加强对佛教的监督和管理，设置了一整套严密的僧职系列和行政管理制度。北魏管理佛教等事务的机构是设在中央的昭玄寺，长官为僧人。唐代管理僧尼的是尚书省礼部的祠部，长官均由俗人任职，但需经祠部批准任命，这使佛教管理成了世俗行政的一部分。另外，为了控制僧侣人数，唐宋沿袭旧制采用度牒制度，还建立了专门的僧道户籍，甚至容许僧伽在一定范围内有司法审理的权利。再次，国家通过唐初的均田制和以后颁行的寺观常住田的标准，直接控制寺院的经济，借以遏制僧侣地主的兼并和寺院经济的膨胀，但事实证明，这种经济干预只起到了部分作用。

（4）如上所述，唐宋时期对佛教的政策，凡有利于皇权的就扶植、利用，不利的则毫不犹豫地进行干涉、打击，甚至尽行消灭。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的禁佛事件或“法难”，唐宋之际出现的唐武宗和周世宗的禁佛事件，都是统治阶级对佛教发展过滥所采取的打击行动。唐武宗“会昌二年”的“会昌法难”，共拆寺庙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拆招提、兰若（小寺庙）4万余所，收膏腴良田数千万顷。这次禁佛事件虽然起因于道教，武宗溺爱道教，因此佛道发生了矛盾，道教假统治者之手来打击佛教，但在这一事实后面还可以看到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正如武宗废佛敕所说：“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可见“土木之功”和“金宝之饰”的问题才是禁佛的主要原因之一。后周武宗禁佛发生于显德二年（955），共废寺3336所，废佛的主要原因还是僧尼管理功能渐驰，寺僧浮滥，直接影响了国家的赋税与兵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