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老庄思想受到激烈批判,但是,老庄思想的自然理念及超然物外等观念仍然吸引了众多作家,相关创作呈一时之盛。可以说,伴随着整个现代文学,都有老庄的身影。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时代的主战场退下来,走向传统道家式的避世退隐的人生。周作人回到自己的“苦雨斋”,林语堂营造了“有不为斋”,梁实秋隐居在“雅舍”。林语堂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林语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一改其“语丝”时期的战斗风采,转向小品文写作,大力提倡幽默、闲适、性灵。林语堂认为,小品文的“中国祖宗”就是传统的道家文化:“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在他看来,《庄子·渔父》中“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推崇自然、真诚,这即是“性灵说”的思想源头;而在道家的“俏皮圆滑”“怀疑主义”“袖手旁观”的游戏态度中,中国人也就消解了儒家文明带来的沉重负担,一种幽默闲适的人生从而产生。小品文的幽默、闲适、性灵均是以道家文化为源头。

除了小品文,林语堂还创作了《京华烟云》《赖伯英》《红牡丹》《朱门》等文化小说,道家思想是其中的重头戏,这在《京华烟云》中有突出的表现。道家思想在全书的结构和人物形象上很清楚地体现出来。全书共分三卷,每一卷都以庄子的话为开篇,表明文旨。小说塑造了两个典型的道家人物:姚思安和姚木兰。现代的庄子姚思安的两大爱好是“道教精义和科学”,他超脱通达,无为而治。他是富商,拥有很多店铺,但并不亲自经营,而是委托给冯舅爷管理。姚思安超脱世俗之外,沉潜于黄老之修养,赏玩古董,修身养性,视富贵如浮云。他在女儿成婚、妻子亡故之后,只身云游四方,长达十年之久。姚思安成了林语堂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另一理想人物是被称为“道家的女儿”的姚木兰,她受父亲的影响,“心浮气躁对心神有害”,遇事镇定,从不心浮气躁。当北京变乱,举家到故乡杭州去避乱时,她冷静异常,从容准备,处变不惊,方寸泰然。

近现代的许多作家在颠沛流离的人生中无所适从,常常吸取道家思想来调适不安的人生,王国维、许地山是其中的代表,而又以许地山为典型。

许地山曾撰《道家思想与道教》《道教史》等著作。他认为,“道家思想可以看为中国民族伟大的产物”,“道家思想是国民思想底中心,大有‘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底气概”。而道家对他本人的影响之大也几乎如此。

假如人生苦是许地山作品的底色,那么命运的表现就是他作品展开的主要方式。庄子对命运的解释是:“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人世间的一切不幸包括死亡在内都是必然,是人力不能控制和解决的。既然这样,对命运的必然也只有采取顺应命运的自然无为的态度:“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许地山主张在不可知的命运中“顺着境遇做人”,这是和庄子“安之若命”“安时而处顺”极为近似的说法。在散文《暗途》中,吾威不听朋友均歌的劝告,坚持不用灯回家:“满山都没有光,若是我提着灯走,也不过是照得三两步远;且要累得满山底昆虫都不安。若凑巧遇见长蛇也冲着火光走来,可又怎办呢……在半途中,灯一熄灭,那就更不好办了。不如我空着手走……”小说《缀网劳蛛》中,尚洁因为传言婚外情被丈夫长孙可望误解,对此,她不加任何解释,她的态度是“我虽不信定命的说法,然而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毋庸在事前预先谋定什么方法”。许地山认识到,“庄子所求底是天然的生活,自任自适如不系之舟,漂流于人生底大海上,试要在可悲的命运中愉快地渡过去”,这也可说是他的人生态度。

老庄思想影响现代文学,不仅以自然、退隐、宁静、闲适等阴性意象影响文学创作,还以超然、豪放、雄奇等阳性意象影响文学创作。作家们扩展自己的人格到无穷的境界,将自我精神等同于宇宙精神。这其中郭沫若最为明显。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诗歌以泛神论思想著称,这种思想受到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等人的影响,但它的源头却是庄子:“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经讴歌过泛神论,事实上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

泛神论是存在于西方和印度的一种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万物都是神,都是神的表现,世界上不存在主宰一切的、唯一的神。这种思想对于反抗一神论的权威、发扬个性和民主起到巨大的作用。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是讴歌泛神论的名篇,此诗以天方国神鸟“菲尼克司”(即中国之凤凰)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的故事,表达了诗人对旧世界的诅咒和渴望再造一个全新世界的愿望。诗人的这种泛神论式的反抗意识来自于惠特曼等人,但它的源头还是庄子:“庄子的思想在我们中国古代本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和印度的古代和希腊的古代某些形而上学家的想法是共通的,在反对神、反对宗教、反对建立在教权上的统治方式上,很有足以使人迷恋的地方……我自己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极端崇拜庄子的一个人。”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诗歌中创造了一种“大我”人格,这种人格不仅超越了个人和时代,而且把时代具体问题与形而上的思想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升华了时代精神。试看:“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这种自由、博大、瑰丽的想象虽与惠特曼等人的启发相关,但也与庄子瑰奇的想象密不可分,郭沫若在评说庄子“这种人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纯全是厌世的庄子所幻想出来的东西,他的文学式的幻想力实在是太丰富了”的时候,他也吸取了庄子类似的想象,来创造他的泛神大我的人格。

现代作家对老庄的接受充分说明了老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适应能力,以及穿透历史的永恒魅力。这也证明了老庄思想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转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