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肃王系，即肃庄王朱楧一脉。朱楧，明太祖朱元璋庶十四子，洪武十一年（1378）封汉王，二十五年（1392）改封肃王，次年受命就藩，暂驻平凉，二十八年（1395）始就藩甘州，建文元年（1399）徙兰州1，遂世代居兰，屏藩西北。自洪武二十五年朱楧受封肃王，至崇祯十六年（1643）末代肃王朱识鋐死于李自成军，肃王共袭封九世十二王（见图一），历251年。除肃王世系外，肃王系还包括肃王支系：淳化王系、铅山王系、金坛王系、会宁王系、延长王系、开化王系、会昌王系和延安王系2。

图一

明朝宗藩的道教信仰，早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其中，宗藩的道号问题，已有高万桑3和王岗4这两位海外学者作过深入研究，只是囿于体例，并未充分关注肃王系道号。其实，见存于碑刻的肃王系道号，不仅反映了他们的道教信仰，也是研究明代兰州道教的基础史料。

一

通过整理碑刻资料，可发现明朝肃王系从正德（1491-1521）到崇祯（1611-1644）年间，拥有道号者屡见不鲜。具体情况如下：

光霁道人，见于《金天观诗碣》5。该碑刻立于正德九年（1514），末署“光霁道人题书” （见图一）。自《光绪重修皋兰县志》始以光霁道人为肃靖王朱真淤道号，后来学者如张维等皆沿袭之6。朱真淤博雅好文，颇具诗名，这与光霁道人题金天观诗正相契合。

元一道人，见于《重修东岳天齐庙记》7。该碑刻立于嘉靖十二年（1533），题记“皇明宗室元一道人撰”，并镌淳化王印章。嘉靖十二年淳化端惠王朱真泓在位，他便是元一道人。

宝真道人，见于《重修玄妙观记》8。该碑刻立于嘉靖十九年（1540），题记“皇明宗室宝真道人”，并附“延长王府图书”篆印一枚。依此，可知宝真道人为嘉靖十九年的延长王，即延长庄懿王朱真滰。

星海道人，见于《重修白塔寺记》9。该碑刻立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题记“肃王肃世星海道人”。嘉靖二十七年，肃定王朱弼桄在位，其子朱缙炯为肃王世子，后因早卒而被追封为“昭王”。又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定王）子世子缙炯先薨，寿三十一。”10朱缙炯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去世，时年31岁；那么嘉靖二十七年，则为22岁，《重修白塔寺记》正撰写于该年。另外，星海道人曾有《星海诗集》。《千顷堂书目》则记载为“肃藩安和世子真淤《星海诗集》二卷”11，明显有误。因为朱真淤嘉靖五年（1526）已卒，断不会以“星海道人”之名出现在嘉靖二十七年的碑刻中；且上文已述，朱真淤的道号为光霁道人。故当以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记载为准：“肃昭宪世子《星海诗集》二卷。”12所以前辈学者如邓明等人认为肃昭宪世子为肃昭王朱缙炯，为星海道人的说法，是正确的。13

平峰道人，见于《明故司训杜先生墓志铭》14。铭文撰写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题记“皇明宗室镇国将军平峰道人撰”，并刻“延长镇国将军图书”篆印。据《大明会典》卷五十五《封爵》“亲王次嫡子及庶子……皆封郡王，……（郡王）次嫡庶子俱授镇国将军”15，可知平峰道人的父亲当为延长国某郡王。嘉靖三十九年，延长庄懿王朱真滰在位。所以，平峰道人当为朱真滰的某庶子，具体名讳，则无从考证。

惟一道人，见于《羽化黄公碧轩碑》。16该碑刻立于嘉靖年间，由“淳化王惟一道人撰”。嘉靖年间有两位淳化王：淳化端惠王朱真泓、淳化康穆王朱弼果。朱真泓道号元一道人，此惟一道人当为其子朱弼果道号。

岐冈道人，见于《明故苏孺人陈氏墓志铭》17。铭文撰写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题记“皇明宗室岐冈道人撰”。邓明认为岐冈道人是肃怀王朱绅堵18，有待商榷。据《御赐肃怀王圹志文》“王讳绅堵……嘉靖肆拾叁年（1564）陆月贰拾柒日薨逝”，19而《明故苏孺人陈氏墓志铭》则言：“嘉靖甲子仲秋中旬四日，予夫人之母陈氏以疾卒……至次年仲春之上日，夫人之父后泉，执兰庠生员韩伯仕状叩阙（请铭）。”“嘉靖甲子”即嘉靖四十三年。苏孺人陈氏逝世于嘉靖四十三年秋八月，而墓志铭更撰于次年春二月后，其时怀王朱绅堵已薨。故仅以时间推断，即可知岐冈道人并非朱绅堵道号。那么岐冈道人是谁？这仍需在墓志铭中找寻答案。先看以下二墓志铭：

《明故苏孺人陈氏墓志铭》题名“皇明宗室岐冈道人撰”，其文曰：“予夫人之母陈氏以疾卒……夫人之父后泉……（夫人）生女二，长即予夫人……次尚幼……生男二，长曰万姓，次曰万里。”

《明南城兵马指挥苏公墓志铭》题名“肃王撰”，且有“肃王翰墨”篆文印，其文曰：“妃父南城兵马指挥苏公……讳芝，姓苏氏，字伯祥，号后泉……生五男二女，曰万姓娶殷氏，曰万里娶朱氏，女长即予妃，次寿姐……皆陈出。”

前者由岐冈道人为其岳母陈氏所作，后者由肃王为其岳父苏后泉所作。据引文不难看出“岐冈道人”和“肃王”实为一人。《明南城兵马指挥苏公墓志铭》撰写于万历四年（1576），当时肃懿王朱缙缋在位，此人正为岐冈道人。20

太华道人，见于《“耸瞻震旦”刻石》21和朱识鋐草书千字文22。刻石刻立于崇祯四年（1631），附有“肃藩翰墨”篆印，右上侧有小字“太华道人”（见图二）。崇祯四年肃王朱识鋐在位，而且兰州市博物馆藏朱识鋐草书千字文，也题记为“太华道人”，所以太华道人即末代肃王朱识鋐。只是另有一碑尚需考辨：《“泽兰宫”刻石》23亦为太华道人书，却后署丙申年。考朱识鋐自天启辛酉元年（1621）至崇祯癸未十六年（1643）在位，期间并无丙申年。对此，《光绪重修皋兰县志》的解释不失合理：“此石后署丙申年，盖系后人补刊。”24补刊常见于诗歌题字碑，该刻石便应当是某人因仰慕朱识鋐的特殊地位和精湛书法，或是其他原因，而在某丙申年刊刻于石。同时，当代学者对“太华道人”的认识也存有偏颇，如《兰州风物集》将《“耸瞻震旦”刻石》的“太华道人”读作“大华道人”，并认为“大华道人即明肃王朱识鋐道号”25，识读有误。程时雨 26、樊光春27将“大华道人”视作肃庄王朱楧道号，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未发现记载“大华道人”的史料，所以有可能是他们将《“泽兰宫”刻石》的“太华道人”读作了“大华道人”，并将所署丙申年推算作永乐十四年（1416）所致，其时正好肃庄王朱楧在位。

图二

最后有两个道号待考：莲峰道人和纯粹道人。莲峰道人，见于《安宁堡关庙碑》28。该碑刻立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文为宗室莲峰道人所撰，镌有天潢一派印章”。“天潢”即皇族支分派别。莲峰道人是肃藩宗室无疑，但具体是谁，尚待考证。

纯粹道人，见于《神功稽异记》29。该碑刻立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题记“皇明宗室纯粹道人撰”。张维称该碑“在兰州上帝庙，今存”，可惜他并未著录碑文，并承认“纯粹道人不知何王道号也”30。现今庙、碑两无，无从考证其为何人。

以上即目前碑刻所见肃王系的10个道号，均不见于《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31。为便于观览，谨将肃王世系及其道号出现时间等信息整理如下图：

二

诚如王岗在《明宗藩与道教》中所揭示的，明朝宗藩以“道人”为号的情况很普遍，据他统计，《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收录明宗藩以“道人”为号者多达66人，而且他还指出一定有其他宗藩拥有“道人”称号，可惜未载于史。32明肃王系的道号被包括王岗在内的学者们忽略，这应和它们见于碑刻而不是其他易于流传的文本形式有关。在“道人”广泛流行于明朝宗藩之间的背景下，明肃王系拥有道号便不足为奇——他们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和相似的政治社会地位；同时，这也说明即便对于深居西北的肃王系，道教同样具有影响力。

还有一个时代背景，需要我们予以关注。有明一朝，道教获得历代皇帝不同程度地推崇与支持33，其中尤以明世宗为盛。明世宗朱厚熜，曾三次自封道号34，并封赐辽王等亲王道号，如末代辽王朱宪㸅被“赐号清微忠教真人”。35对比世宗所封赐辽王道号和肃王系道号，前者称“某真人”，后者为“某道人”，这种差异暗示着后者并非皇帝封赐，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发现明朝皇帝封赐肃王系道号的史料，所以应如前辈学者所言，肃王系道号是自取而得36。而且，观察肃王系道号所见碑刻类别，可知它们不仅见于道教碑刻，还见于墓志铭、诗词碑，甚至佛教碑刻，这说明道号已被运用于各种场合，成为肃王系成员的标识。尽管王岗谨慎地认为拥有道号不代表一定崇奉道教，37但联系明朝皇帝崇道的背景和肃王系成员自取道号，并将之作为标识而题写于各类碑刻的事实，这些道号无疑隐含了他们对道教的认可和崇奉，而且可以看出其崇道态度是积极的。

不可否认，肃王系自取道号，尤其在嘉靖年间达到高峰，有攀附中央的考虑。但我们还应注意到，早在正德年间，朱真淤便自号光霁道人；同时自朱真淤至朱识鋐，历五代人，均有道号，而且实际的跨度可能更大，说明其道教信仰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这除了必要的政治因素外，还与肃王系自身对道教的偏爱和中国人敬祖的传统有关。

目前学界对道教的研究逐渐深入，但对西北道教的研究仍较为薄弱。而对肃王系道号的整理考辨，让我们看到了肃王系与其他宗藩在拥有道号方面的一致性，简单了解了肃王系崇道的特点和原因，这不仅为我们认知以明朝宗藩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道教信仰世界提供了良好视角，也为研究兰州乃至西北道教提供了基础史料，有助于道教的研究和发展。

图三

（作者单位周雷杰、路旻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

1、2、35.《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585页、2685-2687页、3588页。

3.Vincent Goossaert（高万桑），Mapping Charisma among Chinese Religious Specialists，Nova Religio 12.2（2008），第14-18页。

4、32、37.Richard G. Wang（王岗）：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3、151、153页。

5、7、23、24、29.《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重修皋兰县志》（二），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82、585、592-593、593、587页。

6、30.张维：《陇右金石录》，《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6141页；第16146页。

8、9、14、16、17、19、20、21.薛仰敬《兰州古今碑刻》，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65-67、44-46、467、35-37、63、37、76-77页。

10.（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3页。

11.（清）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页。

12.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13、18 .邓明：《兰州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15.（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二），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947页。

22.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博物馆均有收藏。

25.《兰州风物集》，《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8年版，第71页。

26、36.程时雨：《甘肃道教今昔》，《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27.樊光春：《西北道教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91页。

28.张维：《陇右金石录补》卷二，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1948年版，第1页。

31.杨廷福、杨同甫：《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3.杨启樵：《明清皇室与方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3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