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阴符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当然也是道教的基本经典之一。它的作者是谁目前尚不清楚，比较清楚的是有两个人同它的传播有密切关系。一位是北魏的寇谦之，另一位是唐代的李筌。据李筌说，他在嵩山石室里发现了《黄帝阴符经》，而藏经者则是寇谦之。嵩山在河南，是寇谦之早期修道的道场之一。李筌获得这部经典后诵读若干遍，有几句话始终不明白，直到在关中的骊山遇到一位老太太，才豁然悟解。这样一来，它的传播又同两座名山联上了。而骊山上的老姥殿，正是祭祀那位指点迷津的老太太之处。老太太更是非同凡响，她就是骊山老母，也就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女娲尊神。

有了这样的因缘，骊山老母殿自然成为传播《黄帝阴符经》的重要道场，守护道场香火的金明立道长为《阴符经》作注，并在第二届中国道教文化艺术周付诸出版，理所当然。

《黄帝阴符经》文句短小，言简意赅。但是真正读懂它的，古今并没有几人，大体上是说者众多，见仁见智。明立道长的注解，自然是站在道教教义的立场上，辅以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常识，通俗地予以解读，诚可为一解。明立道长请我作序，勉为其难，不敢深究。且就这部伟大经典的思维方式，尝试浅陋之言。

有一种说法以为，逻辑思维为西方人所擅长，以希腊文明为代表；而以华夏民族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则稍逊之。甚或以为东方人不善逻辑，长于混沌。从外貌来看，中国人思维确实不像希腊的形式逻辑，条分缕析，种属科目，环环相扣。譬如动物分类，西方科学将其划分为域、界、门、亚门、总纲、纲、亚纲、总目、目、亚目、属、亚属、种、亚种等十四个等级。其中域分为细菌、古菌、真核生物，门分为原生动物等四十二门。常见动物则划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两大类。其中脊椎动物分为鱼类、鸟类、爬行、两栖、哺乳五类，无脊椎动物分为原生、腔肠、扁形、线形、环节、软体、节肢七类。而中国古代依据金木水火土五行把动物分为五类。传说女娲创世造万物，分五虫：东方鳞虫，龙为长，鱼类属；南方羽虫，凤凰为长，众鸟属；中央裸虫，人为长，无属；西方毛虫，虎为长，狼熊属；北方介虫，龟为长，鳖蚌属。直到清代博物学家方旭著《虫荟》五卷，记录一千零三十九种虫类，仍分羽虫、毛虫、昆虫、鳞虫、介虫五类。

这种不同，大约与东方的天人合一理念关系密切。《黄帝阴符经》的思维方式堪称其代表。若按形式逻辑，天（宇宙）、地（地球环境）、人（哺乳动物之一种），风马牛不相及。东方的天人合一，显然“不合逻辑”。《黄帝阴符经》说：“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化定基。”这段话是《黄帝阴符经》的总纲，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表述。

当然，现代生态学家也注意到人类活动会影响到自然环境甚至气候的变化。或许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认识，又或是东方智慧对他们的启迪。再来看《黄帝阴符经》，它认为，天地、人类、万物是一个生态圈，或者说是食物链，三者互相依存，互相利用。它把互相利用比喻为偷盗：“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天地是万物的利用对象，万物靠天地的土壤、阳光、雨水而生存；万物是人类的利用对象，人类靠万物提供的食物和资源赖以生存；人又是万物的利用对象，万物需要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和慈悲之心去善待，合理取用、培植而持续发展。所以，“三盗既宜，三才既安。”天地、人类、万物三个方面的互相利用处于协调、平衡的状态，各自才能获得安全的生存环境。

当下人们惯常以“科学”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甚至被一些人当做斥责他人“错误”言论的工具——而忽略了“合理”这一内涵更大的概念。科学是一种定义，当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按照已知科学原理去对事物下定义。但科学还有更重要的职能：探索未知，故而“科学无止境”。这样一来，完全以科学原理来评判是非就有先天的缺陷。而“合理”则既涵盖了已知科学原理的正确成分，又涵盖了当下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现象。

“合理”之理是什么理呢？道理。就是《易经》之道、《道德经》之道、《黄帝阴符经》之道的“理”。假如我们能把西方产生的严密的逻辑思维同东方之道结合起来，是不是更能令人信服的解释世界呢？

（本文原标题：逻辑思维:科学抑或合理 - 金明立《黄帝阴符经》注解序）

2017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