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道教教团势力大为衰减，但是道教观念却沿着世俗化的道路走向民间，对于后期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道教思想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民间祀神活动及扶乩、劝善书的流行。

　　明清祀神活动遍布于官方和民间，扶乩之风从宫廷到市井亦随之而流行。明清时期新出的不少道书，皆托乩降，一般多托于太上老君、吕祖、关帝、文昌帝君等。其中一类讲述内丹的著述，有些水平较高。如托名吕祖降笔的(太乙金华宗旨)、托名青华老人的(唱道真言)、托名吕祖的(道乡集)、托名诸仙的(大成捷要)等。清代全真道士阑小民就笃信降乩，所辑(古书隐楼藏书)就收入乩降之书多种。

　　通过扶乩所造的道书之中，以劝善书籍力量多，在社会上影响较大。如(关圣帝君觉世其经)、(文帝孝经)、(文昌帝君阴骘文)、(玉定金科）、 (警世功过格)、(劝世功过格）、(东园语录)等，皆陆续出现于明清时代。这一时代流行的劝善书中，以南宋所出的(太上感应篇)影响最大。

　　劝善书籍既假神道说教，又通俗晓畅，在教化社会方面较为容易推广，有着三教的深奥经典所不能代替约有效作用。因而深为封建统治者所欣赏，大为提倡。明代宫廷刻板印刷，其书目有(仁孝皇后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为善阴骘)等。明儒杨起元、李费、高攀龙等，皆为(感应篇)作序，金杭、冒起宗等作注，地方捐资印施动辄千万部。清初曾诏令词翰诸臣注释刊布(太上感应篇)，顺治皇帝御制序言。清儒惠栋、俞樾、姚学 、于觉世、黄五元、王砚堂等，都自觉为(感应篇)作注释。咸丰六年(1856年)，湖南醴陵擂鼓桥诚尽林出示文昌降示(玉定金科)36卷，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善庆见而笃好之，以教其子弟，大学士李鸿章特上奏请敷入(道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