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皇帝为了利用神权维护其统治地位，自称老子后裔，将道教的地位排在三教之先，道教在这时成为皇族宗教。唐玄宗于乾封元年(666)亲赴毫州参拜老君庙，追加老君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修创词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改谷阳县为真源县。

　　上元二年(675)天后(武则天)上意见12条，请王公百僚皆习《老子》，并作为考选官员的科目之一。仪凤三年(678)命道士隶属管理皇族的宗正寺，位在诸王之次。诏令自此以后，《道德经》为科举内容，贡举人必须兼通。武则天称帝时，为了利用佛教反对崇道的舆论力量，也为了压制人们利用老子反对其篡权的目的，曾一度尊佛抑道，取消“太上老君”、“玄元皇帝”的尊号，罢贡举人习《老子》。尽管如此，《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光宅元年(684)她曾“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又《混元圣纪》卷八说，万岁通天元年敕旨肯定老子化胡“是真非谬”。基本上还是保持调和态度，当然这也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及至唐中宗即位，恢复高宗旧制，老君仍然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仍习《老子》。

　　唐代道教真正兴盛，是在唐玄宗时期。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十九年(731)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廿一年(733)令士庶家藏《老子》，置于诸经之首，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开元廿五年(737)，规定老疾不堪厘务者与致仕道士女冠，皆隶宗正寺;开元甘九年(741)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帝庙，画玄元皇帝像，而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像陪祀，设崇玄学(后改称崇玄馆)，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文中子〉、《列子》 、《庚桑子》，考试合格者按贡举及第对待，称为道举，授予官职;天宝元年（742年)，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庄子》称为《南华真经》、《文子》称为《通玄真经》 《列子》称为《冲虚真经》、《庚桑子》称为《洞虚真经》。天宝二年(743)追尊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后又册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历玄元天皇大帝”。天宝十三年(754年)颁布他亲自所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据《旧唐书·司马承祯传》记载，开元九年(721),玄宗曾遣使诏迎司马承祯入京，亲受道教法录，玄宗便成了正式的道士皇帝。唐玄宗对道经的搜集整理和编纂等工作极为重视。唐高宗、玄宗等还亲自作青词、表章，供道士祭献和祈祷时用，一些大臣、文人亦竞相仿效，提高了道经科书的文学水平。

　　唐玄宗在《老子》注疏中一再指出:“太君以道德清静龙教”、“以无为不言为教”，强调了以清静无为之道治理天下的思想。他认为“淳朴”即是道，“朴，道也。”因此在治国方面，他治订了一系列简政宽刑、节欲禁奢的政策。他先后下《禁州县严醋诏》、《戒州县扰民敷》、《简京官为都督刺史沼》等，又下《禁珠玉锦绣敷》、《禁断奢侈敕》、《禁女乐效》等。这些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对实现“开元之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帝王的亲自倡导之下，尊奉《道德真经》、《南华真经》、《通玄真经》、《冲虚真经》、《洞虚真经》等在全国成为风气，并有大量发挥道教教义的注疏出现。据晚唐道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所举，唐代道士注疏笺解《老子》者近30家，《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等四子真经也各有道士注解流行。老庄之学作为道经极为盛行，其他受老庄思想影晌的理论著作也很多，如通玄先生的《道体论》，司马承祯的《坐忘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推动了道教向义理化深入发展。唐代佛教禅宗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老庄思想盛行的影响。隋唐道教“重玄派”异军突起，即同唐代崇奉老庄思想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