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正式创立于东汉未年。其之所以于此时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有着各种必然的联系。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道教产生时的300余年间，宗教神学曾在社会上泛滥一时。秦汉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力借用宗教神学来为自己的统治作论证，如秦始皇“以为周得火德”，而秦代周则应为“水德”，于是下令衣服、旄旌、节旗等“皆尚黑”(水配黑色)，以此来迎合“五德终始”之说，又东巡封掸、祭柏泰山之神及齐鲁地区的“八神”；汉武帝则试图借鉴历史上“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的经验，“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大肆地设立祭坛以祀鬼神，他曾听信毫人谬忌“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之说而于长安东南郊设立泰一祠坛”，又设“五帝坛”环居其下以求能得神灵佑护；汉哀帝时神祠已多达700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秦汉统治者对鬼神的崇信，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为宗教神学的孳衍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在先秦理性主义精神冲击下而显得疲蔽的宗教神学于这一时期又泛滥开来，连儒家的继承者董仲舒也曾试图努力将儒学改造成一种宗教，他将商周之时产生的“天”神抬出来作为“百神之君”，又阐述了一套神秘的“天人感应”理论，认为“天”神能对人间的事情加以干涉。此外，灵魂不死的观念在这一时期也很流行，如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画即绘有人死后灵魂所去的“天堂”及“黄泉”。这一时期兴起的谶纬神学中也有种种关于天人感应、星象占卜、呼神驱鬼、神灵司命的兑法。以上宗教神学的泛滥为道教在东汉末年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秦汉时代，帝王经常求不死之药、方士的修炼法诀，专以求仙为务的“方仙道”土们频频出入宫庭，向统治者鼓吹他们的思想并鼓动统治者加入求仙的行列。受其影响，秦汉统治者曾掀起过几次大规模的求仙活动，如秦始皇任用徐市、卢生等率人人海求仙，汉武帝任用来大、公孙卿等“招致仙人”，淮南王刘安则招纳宾客方术之土数千人从事神仙方术的研究，其门客还曾撰书“言神仙黄白之术”达20余万言。方土们的频繁活动及统治者对求仙的狂热，势必扩大神仙之说在社会上的影响。史载汉武帝曾将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为他求仙的栾大。又封栾大为“五利将军”、“乐通候”等官职，这令一些钻营之辈极为眼红，致使“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桓宽《盐铁论》又载当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汕”，由此可见神仙之说在案汉时影响之大。神仙之说在社会上影响的扩大，为道教在东汉末年创立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但统治者为求仙而大肆挥雷民财，方士们多为钻营之辈，这也导致了神仙家的声誉受损。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神仙家们又效法儒家“论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方式，攀附当时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黄老之学，将神仙之说依托于黄帝和老子，并黄帝和老子鼓吹为已得道的神仙(这也是仿儒家神化孔子的做法)。至东汉末年，老子已逐渐被人们承认是一位大神了，《后汉书》记载：“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165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词老子。”这样，道教在创立之时将老子塑造成教袒是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

　　西汉初期统治阶级用黄老清静之术治理天下。刘安和门下宾客多人编撰《淮南子》。道家和阴阳五行家进一步合流。东汉时期黄老的概念趋于宗教化，老子已被神化。两汉时期的宗教意识为道教的形成准备了思想条件。

　　方士结合黄老学说，产生了黄老道。东汉方士在政治上失意之后，转变了他们的活动方向，有的转向民间，有的进入山林，方士逐渐演变为道士。如《后汉书·隐逸传》中大抵是这类人物，他们是方士，也是山林隐逸。
　　佛教在汉时传入中国，逐渐盛行，也促进了道教的创教过程。